前段时间，美国乔治亚洲与阿拉巴马州相继通过了严厉的反堕胎法案，一时间各种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。
当乔治亚州通过新的反堕胎法案时，好莱坞明星艾莉莎·米兰诺(Alyssa Milano)立刻在推特上呼吁性罢工，强烈抗议“心跳法案”。
该法案规定检测到胎心后就不能堕胎，一般怀孕6周左右就能检测到胎心，而此时，很多女性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。
米兰诺在推特上呼吁女性们一起加入性罢工——在拿回身体自主权之前，拒绝性生活。支持米兰诺的一些网友也表示，既然与异性的性行为可能让女性怀孕，而怀孕后要想堕胎又困难重重，还不如不发生性关系。
我们并不清楚米兰诺发起的性罢工进展得如何了，毕竟性生活是一件非常私密的事。但是，“性罢工”一词，就已经足够博人眼球了。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，米兰诺说她所发布的推文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，那就是让人们开始谈论那些针对女性的战争。
回顾过去，性罢工其实不算罕见，在各个时期、不同的社会环境里都曾发生过。
早在古希腊，喜剧《吕西斯特拉忒》（Lysistrata）就出现了性罢工。为了结束希腊城邦之间常年的战争，吕西斯特拉忒说服交战城邦的妇女拒绝与伴侣发生性关系，把性当做是迫使男性进行和平谈判的筹码。
除了戏剧，性罢工也出现在现实生活中。2006年，哥伦比亚，在暴力犯罪十分猖獗的佩雷拉市，黑帮成员的女友们发起了一场性罢工。对暴力活动不满的女性们纷纷表示，在男友们做出放弃暴力的承诺之前，她们不会与他们发生性关系。
为此，黑帮成员必须做出选择——放弃枪支、还是放弃性。该市的安全部长曾表示，根据对黑帮成员的调查，他们最喜欢的活动是性，而帮派成员的身份更多的是关于权力、性诱惑，而不是钱。
2008年，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，几百个女性也组织了性罢工，反对她们的伴侣举办危险且非法的新年烟花表演。
2009年，在肯尼亚，为了抗议政治内斗、尽早结束国内的政治僵局，当地女性也举行了一次为期一周的性罢工，涉及的妇女多达数千名，甚至还呼吁总统和总理的夫人们一起加入。
2011年，在比利时，由于政客们一直无法达成一致，国家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。受肯尼亚女性的启发，有议员提出了性罢工，呼吁所有政客的配偶在新政府成立之前，不再与伴侣发生性关系。
人们发起性罢工的原因多种多样，但是，这些性罢工真的解决了问题吗？它们真的有用吗？
性罢工，实际上也是一种非暴力的抗议方式。在喜剧《吕西斯特拉忒》，性罢工最终结束了战争、带来了和平。当然，这只是一部喜剧。
一个现实里的后续是，之前提到的佩雷拉市，到2010年时谋杀率足足下降了26.5%，在整个哥伦比亚位居下降幅度首位。当然，性罢工在这个案例里具体起了多大作用，就难以得知了。
人们对性罢工依然持有很大的争议。
首先，不看好性罢工的人往往会担心——性罢工可能会加强性别的刻板印象。
在两性关系中，女性总被认为是被动的一方，她们似乎只能对男性的性要求做出回应——是否同意。而且，性爱也常被当作是女性取悦男性的行为，而不是她们可以主动、积极享受的事情。
性罢工或许能引起伴侣的注意与关注，并促使对方一同加入对相关话题的讨论或行动中。然而，不赞成性罢工的人认为性罢工是思想落后的表现，这一做法其实也是对女性自身的处罚。
另外，有研究发现，在长期的异性恋关系中，男性主动提出性要求的次数是女性的三倍多。但是，一旦女性成为主动的一方，性行为就会频繁得多，也就是说，在性生活中，最终决定上限的是女性，而不是男性。然而，该研究发现主要适用于那些性别较为平等的社会。
因此，性罢工要是想拿性作为谈判的筹码，那就需要一个尊重女性意识、女性对性有控制权的大环境。当女性说“不”的时候，能够被认真对待；她们可以安全、大胆地拒绝性行为，而不会因此招致麻烦。
社会学教授佩珀·施瓦茨（Pepper Schwartz）就认为，要想让性罢工有效果，女性需要拥有真正的权力。
虽然，性别平等已取得了明显的进步，但是，世界各地仍有妇女和女童在遭受着歧视和暴力。
目前，在15~49岁的女性中，有五分之一的人在一年内遭受过伴侣的身体暴力、或性侵犯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暂不说性罢工最后有没有用，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这个选项。
此外，在全球范围内，还有一个明显的性别不平等体现在——女性的无薪工作，比如洗衣做饭、打扫卫生、照顾并接送孩子……据统计，女性从事家务、照顾他人等无报酬工作至少是男性的2.5倍。
因此，当性罢工的报道一出，就有人表示，如果要罢工，那罢的也不应该是性，而是那些被视为理所应当的无偿劳动。
也有人认为，女性不应该用性来获得权力。然而，当女性因为系统化、制度化的性别歧视而难以从正常渠道获得权力时，性罢工至少是一种非暴力的协商手段。
为了抗议反堕胎法案，为了试图消除犯罪暴力……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，只要女性继续被性别、生殖劳动所定义，性罢工就有可能被再次提出。
